收藏销票学百科（39）韩国国父金九的中国情缘

黄学军

　　　　金九，号白凡，生于1876年，曾因抗日3次被捕入狱，度过了近达10年的铁窗生涯。1919年3月1日，汉城爆发了伟大的反日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3·11”运动遂告失败，但在韩国人民心中却是一个伟大纪元的开始。此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金九也于当年4月来到上海，并加入了刚刚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最初任警务局长，最后任主席。临时政府先后在中国数次“搬家”，最后到重庆。1945年11月，临时政府成员离华回韩。日本投降后，金九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韩国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1949年6月不幸被谋杀。韩国人民以最隆重的礼仪厚葬之。

　　　　在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中，金九用他亲身的经历，描述了韩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韩中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真实情感，其中尤其使这位铮铮铁汉没齿难忘的是“4·29”事件上海虹口公园炸弹案以后，他亡命嘉兴的那一段经历——1932年5月到1936年2月——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对金九和韩国独立运动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是金九处于最危难、韩国独立运动处于最低潮之时。期间，金九于1933年5月拜会了蒋介石，从而取得了当时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正式支持。


　　　　1932年4月29日，金九指派爱国义士尹奉吉潜入虹口公园日本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大会会场。尹奉吉向台上投掷炸弹，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日本军政要员，尹奉吉被捕壮烈牺牲。金九发表了一篇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日寇悬赏60万大洋辑拿金九。5月20日，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冒着个人和家人的生命危险，掩护金九和其他几位临时政府要员及其家属从上海紧急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避难，最后使金九成功脱离险境。

　　　　为确保安全，褚辅成安排金九单独到梅湾街76号他养子陈桐生家中居住。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写道：“这是建在（南）湖边的半洋式房子，构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丝厂，风景极为优美。” 过了一月有余，由于日寇的搜捕，金九又到海盐县城西南方40余里处的南北湖一处避暑山庄（即载青别墅）避难。对于南北湖，金九是这样描写的：“此处风景优美，真是名家建山庄的好地方。爬上山峰，可以眺望大海，左右两边是青松和红叶，此情此景，使游客不禁有一种游子悲秋风之感。”

　　　　1933年2月，因被当地警察知晓，金九重回嘉兴。金九起先仍住在梅湾街76号，后搬到陈桐生亲戚孙永宝在嘉兴郊外的严家浜老家，但更多的则是在船上过着漂流的生活。

　　　　金九在嘉兴期间，对韩国独立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前的数十年，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一直从事反日独立斗争。到嘉兴后过着隐匿的生活，因而有时间对以往数十年的抗日独立运动实践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他认识到，抗日独立运动要从韩国的实际出发，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必须团结起来统一对敌；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还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是韩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韩中两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侵略者。

　　　　1995年12月，金九的儿子，曾任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等要职的金信在访问嘉兴时动情地说:“我个人和中国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在韩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个。我生在上海，在中国读小学、中学，后来又读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在昆明建立的大学）。抗战时，我又参加了中国空军。现在，我经常来中国开同学会。在韩国，我没有一个同学。我的同学都在中国。再说，我们家的三代人，我的祖母、母亲和哥哥，都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所以，我对中国的感情跟一般人不同。我是半个中国人。来中国没有出国的感觉，就像回家。”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以及危难时刻中韩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实物见证，嘉兴金九避难处及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址自1997年开放以来，其影响在韩国日趋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嘉兴寻找他们前辈的足迹。1998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访华期间，意欲来嘉兴，终因诸多原因而未能成行，但委派权丙铉来嘉兴金九避难处题字“韩中友谊”，以表达对中国人民和嘉兴人民的谢意。1999年，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远道而来，只为瞻仰金九避难处。2002年，多名韩国议员来嘉兴参观了金九避难处和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旧址……